有資料顯示，我國目前因工作壓力增大而導致“過勞死”的人數呈上升趨勢。2018年全國兩會上，政協工會界委員呼吁，要遏制過度加班現象，在企業層面建立健全工時協商機制，在行業層面科學制定勞動定額，在立法層面明確界定“過勞死”標準，在政府層面加大執法懲處力度，切實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。

職場上有句話叫“工作使我快樂”，適用于加班時候。這話并不像字面意思那么熱情單純，通常是一種自嘲，特別是在過度加班時，說這話的人又處在不得不加班的壓力下，“工作使我快樂”這句話就帶著一股子苦味。

因“不得不加”而過度加班，本質上是勞動者面對企業缺乏勞資博弈能力的問題，進一步說，就是勞動者背后沒有真正能撐腰的力量。如果勞動者在向企業爭取權益時始終處于被動，對不合理規則實際上沒有拒絕的能力，或者拒絕的成本很高，那么，即使在立法層面上嚴禁企業安排員工加班，企業也有很多辦法讓員工“自愿加班”，而自愿加班在法律上是不算加班的。政協工會界委員呼吁在企業層面建立健全工時協商機制，其實是保障勞動者權益，如能真正做到這一點，那么包括過度加班在內的許多現象就都有了解決的一項基礎。

工時的另一面是工作效率，如果只看工時不看效率，對企業和勞動者都不公平。所以在推進工時協商機制的同時，企業內部需要創新完善強調質量的績效考核制度。而從社會視角來看，不同企業對人力資源的出價不同，比如創造了同等價值，企業甲和企業乙付給的報酬不一樣，勞動者卻未必意識得到，有時雖然意識到了，跳槽成本也過高，一些企業正是利用這一點占據了面對員工的優勢地位，不愿主動改革創新制度。

為此，政府相關部門除了在行業層面科學制定勞動定額之外，還應該在優化人力資源市場各方面下功夫，讓企業薪資水平和相關制度更加透明，降低勞動者擇優而入的各項成本。用“看得見的手”完善市場，市場就能發揮“看不見的手”的力量，刺激企業加快改進制度，主動多為員工著想，員工的工作積極性提高了，效率上去了，企業也是贏家。

過度加班中，確實有一種情形是“自愿加班”，特別是當企業用獎金和榮譽等報酬為誘餌，誘使某些員工，尤其是高附加值的員工多加班。想起網上一個段子，有人問“為啥員工加班，電機卻不加班”，答曰“因為員工是租的，電機是買的”。這話發人深省。無論多得了多少加班費和榮譽，過度加班對勞動者健康的損耗都是真實的，從長遠來看，對勞動者和社會發展都無益。這時大談“工作使我快樂”就飄出一股怪味。

為洗掉這股怪味，政府監管要能企業管住“能榨一天是一天”的傾向，特別警惕那些盛行加班文化的企業;員工也需要正確認識自己的屬性，以努力為榮同時也倡導可持續，樹立健康科學的生活和工作觀念。

當企業科學合理地用人，員工科學合理地工作，企業與員工之間的關系就會更和諧;“工作使我快樂”將不會再是自嘲，而成為越來越多勞動者的一句大實話，洗去苦味和怪味，真正透出奮斗的幸福味道。